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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级教师说| 吴非:新一代堂·吉诃德式教师
作者:吴非 文章来源:转载 点击数: 更新时间:2018-9-21 17:25:01

教育改革之所以难,既在于利益之难舍,也在于勇气的丧失。

堂·吉诃德单枪匹马,向魔鬼冲去,虽然那不过是风车。然而,如果明知是风车也非要说是魔鬼,掉头逃跑,那不是疯子,是孱头。

十几年前,面对应试教育的汹涌浪潮,教育界几乎无法应对,因为这股潮流是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的综合体现,利益与影响远远超出教育专业领域,是社会思潮,也是社会风气。当时有校长在教育报上撰文称应试教育为“媚俗”,素质教育是“媚雅”,——总之,反正是要“媚”,不知作者把自己当成什么了。也有人自作聪明地提出“第三条道路”,试图有别于不体面的“应试教育”和艰难的“素质教育”,用心可谓良苦:不敢公开反常识反教育,也无力改变应对高考的严酷现实;顺应民粹,但又不敢赤膊上阵;貌似不偏不倚,实则自欺欺人。这个“第三条道路”试图回避矛盾,既无法缓解升学压力,也不可能保存学校的体面。国家的教育路线只能有一条,即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养,提供三种教育方针供学校选择,那还是个统一的国家吗?和其他领域比,教育界的外行领导内行,民粹干扰,以及犬儒市侩奸商造成的危害最烈,因为他们瞄准的是下一代人。

教师应当尊重学生接受正常教育的权利和愿望。虽然目前社会形势逼迫一些学校去做违反教育常规的事(我认为增加课时、提前复习、集中营式的管理等等,都是教育的耻辱,是对学生的精神伤害或迫害),多数教师对此难以接受,毕竟他所接受的专业教育中没有这类反教育的“理论”阐述,可是,因为有人锯短了木桶的一块木板没受惩罚,甚至获得体制嘉奖与社会赞许,这就把原本脆弱的教育推向万劫不复的死地,也让相当一部分教师丧失判断力。在一些地方,借教育改革之皮,以“办人民满意的教育”的名义,破坏教育法规,破坏教育平衡,用各种低劣恶俗手段搅乱教育秩序,毁坏教育声誉。各种反教育行为的层出不穷,多数情况下,是少数人追求“政绩”“名声”的行为,而问题长期得不到纠正,则是为了利益集团的长久“收成”。行政不作为,疏于监督,一些官方媒体也在其中推波助澜。每年高考结束,媒体大事炒作,制造轰动效应,完全无视教育本质,迎合民粹,拥立落后文化,不惜把民族教育品质拉低、再拉低。业界悲叹“积重难返”,但教育界每一次的热热闹闹改革,都会换来更疯狂的应试浪潮干扰。绝大部分学校都是被浪潮裹胁,卷着走的,如坚守常识,想当中流砥柱,“群众”和地方政府都不会答应。

非不能也,不为也。许多困难,完全是体制病,社会病,是不作为造成的。目前,在这样的局面下,学校所能做的往往只能是设法减轻对学生的伤害,力图以比较小的代价为学生获取深造机会。——就这么个低目标,也必须克服巨大的阻力,学校既要费尽口舌向社会解说,还得应对主管部门的行政压力,有些学校,甚至还得面对教师和学生的怀疑。

培育学生良好品质,教育者首先要有责任感。无论现实如何严峻,真正的教师不会放弃教育理想,丢弃职业精神。学校应当以正确的教育教学原则给学生作示范,不能在教学中渗透功利主义,以违反常识和教育原则的行为,教学生投机取巧,唯“分”是图。

要尽可能保持学生的好奇心、想象力和求知欲,使他们保持良好的学习态度和思维品质,在未来社会能从容应对任何困难或复杂的局面。精神品质的“底子”要在基础教育阶段打好,如同植物的成长,不能忽略“时”。教育误了“时”,学生失去最佳生长期,不仅会加大“差异”,而且有可能“变异”。基础教育不能牺牲人的全面发展去获得考试分数的提升,不能牺牲学生的精神品质,让他们在未来社会沦为庸人或帮闲。

科技文化界批评中国教育出不了“大师”“杰出人才”,难以获得诺贝尔奖等等,其实,和全面的“人的教育”发展状态相比,“大师”“杰出人才”或几个诺贝尔奖未必能说明太多问题,教育要做的是为未来社会培养“人”。中国教育改革需要正本清源,真正以人为本,让所有的人都能在学校接受正常的教育,走出学校,在社会能“合理的做人”。

一个有创造激情,有改革活力的社会,也必然是人们有自尊,有教养的文明社会,我们无法想象,通过价值观混乱的教育可以实现那样的梦想。未来社会的人的品格,要靠今天的教育培养;如果社会无力,家庭无力,那么学校必须当仁不让,来承担这份责任,教师必须担负这种教育,——尽可能地多做有益的事,能做多少就做多少,能做到哪一步就做到哪一步,尽力而为。总之,教师不能把社会和家庭推卸的责任再推给未来,这是职业态度。只要教师还有担当,一个民族就能有进取心,不会放任自流地堕落。

一百多年,外祸内乱加灾荒,中国基础教育靠一批批堂·吉诃德式的有识人士,不计个人得失,拼命硬干,忘我工作,才有了后来发展的基础;没有那一批人的执著和坚守,中国基础教育不知会败落成什么样子。

期待新一代堂·吉诃德式教师出现。

拓展阅读

吴非:马明老师二三事 

 马明老师去世了,我很难过。数学界有些经历的人,都知道他的大名;他的硬笔书法也誉满一时,还出过书法集。我去外地,常有比我老的教师问起“贵校的马明老师……”他当过副校长,当年风气尚可,我喊他马老师,没外人时,也直呼“老马”。要是放在现在,就会成天听人喊“马校,马校”,——多难听啊,土,俗,奴。

 好多事忘不了。1983年,高考结束,几个学校发现均分差距不大,南师附中优势不明显,但多数学生最后两题是做出来的,——行家都懂,这“最后两题”是什么意思,——而兄弟学校都反映“最后两题很难”。奇怪,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?当时的省招办为教学研究服务,把试卷调到附中,组织几所学校数学教师作分析,整整一天。原来,附中有些学生底子好,见到难题就来劲,而有些学校的学生虽然技不如人,但习惯较好,放弃难题,细密地检查计算,旮旮旯旯也不放弃,一分二分地找,结果也考得不错。晚上散会后,马明路过我的办公室,告诉我他的感慨,慢条斯理地说:“这下你懂了吧?二九一十八,三六一十八。习惯好很重要!”

 直到退休,我还常常对青年教师和学生说这个“二九一十八”与“三六一十八”。南师附中学生的“不在乎”值得肯定,但既然现在大家都顺应潮流,重视“应试”,也得有点智慧,“死揪”的,被“揪”的,如果多动动脑筋,何至于把教学弄成这个鬼样子!所以说到教学智慧,总要想起马明。

 还是30年前,马明和几个数学教师在我办公室门外谈概率方面的问题,讲着讲着,有人声音就大起来了,好像质疑马明的什么话。马明走进来,要我班上的学生登记表。——说,根据概率,一般而言,每个班上会有两对学生的生日是一样的。然后三四个人就把登记表一张张地摊开,结果让我惊讶不己:这个班有四对学生生日一样!老马很平静,说,你们还可以再找几个班试试。

 又过了有十年,因为同住一院,常在一起聊天,有一回我问他,我从学校门口骑车到城南,一共11个路口,距离不等,我竟然全遇上了红灯,这个概率大概是多少?老马想了一想,说,你这种运气可是不得了的好啊!遂相与大笑。我们那一代人,的确遇上了一连串历史上罕见的事。

 听马明说数学,会觉得数学好玩;但见学生热衷参加竞赛,寻高考敲门砖,便觉得这门课“被可惜”了。当年教辅并不算多,但马明已经感到不对劲了:中学生成天做题,“机械化训练”,没有兴趣,怎么能学好数学?他听说有老师布置的数学作业学生要做两小时,摇头叹息。

 我喜欢和马明聊天,还因为认可他的教育观。已经名满天下了,仍然知不足,知困。有一回我说起读了中文系,好多汉字还是不认识,对读音没把握。马明说,这没什么,“教学”也就是和学生一起学。有一回公开课,观者如堵,那时他也有五十多岁了,板演一道复杂的题,思维忽然“短路”了,——我们称之谓“挂黑板”。马明对场上的学生和听课老师说,昨天做过的,这会儿竟想不起来了,请同学们想想办法。台下听课的仇炳生老师反应快,看出马明可能卡在哪里了,悄悄示意身边的学生,如此这般,让他举手发言。但运气不好,这位学生语焉不详。马明对全场说:我思维短路了,看来仇老师有办法,我请他上来帮我一个忙。于是仇老师上台板演,全场恍然大悟。——当年附中的课堂就是这样,马明这种气度与修养,本身就是对学生最好的教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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